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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真正的问题不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而是“我们是如何陷入僵局的”？

如果我们是对的，如果人类真的在过去约4万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穿梭

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建立起等级制度然后将其毁弃，那么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首先它表明，当皮埃尔·克拉斯特提出，无国家社会的人们在政治自觉方面非但不逊于当今的人们，反而可能高得多时，他是相当正确的。

克拉斯特是另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作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学生，他将导师的观点铭记于心：亚马孙酋长是成熟的政治行动者。但克拉斯特同时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最终被踢出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组，理由是未经授权就使用了官方信笺），他的主张还要更进一步。他认为亚马孙酋长不仅是精于算计的政治家，而且被迫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周旋，这种社会环境显然是为了确保他们不能永久行使真正的政治权力而设计的。在冬天，他们领导的是无足轻重的超小团体；而在夏天，他们根本就没在“领导”。的确，他们的房子也许类似于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服务发放站，不过就物质财富而言，他们实际上是村子里最穷的人，因为人们期望酋长不断施予物品，同时也期待酋长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努力地工作以树立模范。即便在某些地方他们确实有特权，比如图皮人（Tupi）和南比夸拉人的酋长是所在村子里唯一被允许有多个妻子的男人，但这种特权也明显是把双刃剑。

这些妻子需要为村庄准备宴席。如果这些妻子中的任何一个看上了其他情人（这似乎是常有的事），酋长也对此束手无策，因为他必须保持自己在其他人那里的声誉才能保住自己的身份。

克拉斯特认为，酋长们身陷如此境地，是因为他们并非唯一成熟而有洞见的政治行动者；几乎每个人都是。人们并非被困于某种卢梭式的纯真状态，无法想象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而是普遍比我们更能想象其他社会秩序，因此才创造了“反国家的社会”。他们以这种方式自觉地组织起来，以避免我们心目中“先进政治制度”伴随的那些专制权力和支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