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莱恩伯爵一世亨利·莱尔夫·霍兰活了那么久，以至于公众开始认为他会长生不死了。公众普遍从长寿中找到了慰藉，尽管其间不可避免地要议论一番，最终还是乐于将高寿视为出类拔萃的标志。长寿之人起码克服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缺陷：生命苦短。从永恒的泯灭中偷走二十年，等于向命数宣告自己高出一筹。我们用来衡量人生价值的天平就是这样的微小。于是，在五月里一个和煦的早晨，城里人 在火车上打开报纸，读到斯莱恩勋爵在前一天晚饭后猝然离世，享年九十四岁时，不禁大吃一惊，着实感到难以置信。“心力衰竭。”他们故作睿智地感叹，实际上不过是在重复报纸上的话罢了。他们叹息一声，又加了一句：“哎，又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走了。”这样的感情占了上风：又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走了，又一个世事无常的警示。各家报纸把亨利·霍兰的生平和成就加以收集记录，进行最后的大肆报道；这些事迹被揉成了板球一样坚硬的一团，一把扔到公众面前，从“辉煌的大学生涯”开始，到霍兰先生年纪轻轻便跻身内阁，直到晚年受封斯莱恩伯爵，获得嘉德勋章、巴斯勋章、印度之星勋章、印度帝国勋章，等等——这些逐渐黯淡的荣誉被留在身后，仿佛彗星的尾迹——晚饭后，他在椅子上垂头睡去，九十多年的光阴倏然成为历史。时间仿佛向前跳了一小步，因为老斯莱恩伸开双臂阻拦时间的身影已不复存在。约莫十五年来，他在公共生活中已经不甚活跃，但他并未隐退，有时他在议会中口若悬河，无可辩驳的才智、理性和讽刺总令那些更为偏激的同僚坐立不安，尽管他实际上也阻止不了他们坠入愚蠢的深渊。这样的高谈阔论并不多见，因为亨利·霍兰向来是一个懂得节约的人，唯其难得，才会产生一种对人有益的惶恐之情，因为人们知道这些言论来自传奇般的经验：如果这位老人，这位八旬或九旬的老者能够振作精神，阔步来到威斯敏斯特宫，以他那无与伦比的风格，把仔细斟酌、心平气和又玩世不恭的观点一吐为快，那么媒体和公众就不得不洗耳恭听了。从来没有人当真攻击过斯莱恩勋爵。从来没有人指责斯莱恩勋爵是个守旧派。他的幽默、他的魅力、他的懒散还有他的理智，使他在各代人以及各党派中都显得神圣不可侵犯；在所有政治家和政客中，像他这样的人也许绝无仅有。也许是因为他似乎领略过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又似乎从未真正接触过平凡的生活；凭借他众所周知的超然，他也从未招致一般专家常常受到的憎恶和质疑。他是享乐主义者、人文主义者、运动健将、哲人、学者、万人迷、幽默家；他是英国难得的生来就拥有成熟思想的人。他素来不愿意处理任何实际的问题，很难从他嘴里得到一句“是”或者“否”，这让他的同僚和下属时而欣喜，时而恼火。越是重要的问题，他处理起来就越是轻率。一份备忘录陈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如何各有优点，他就在底下写一个“阅”字了事；他那些幕僚手扶着额头，无可奈何。他们说，他作为政治家是给毁了，因为他总是看到事情的正反两面；但即使他们气急败坏地这样说，也并非发自内心地批评他，因为他们知道，要是他实在被逼无奈，也总能给出一个切中要害、一击致命的回答，远胜那些正襟危坐、自视甚高的政府官员。一份报告，别人还没来得及通读，他扫过一眼，就能抓住要点和缺欠。他用那种无可挑剔的文雅态度，使对方的自信和短视都无所遁形。他总是彬彬有礼，风度翩翩，让那些对手毫无招架之力。
他独特的个性受到公众的喜爱，也同样受到漫画家的追捧；他的黑色缎面长袜，系在宽得夸张的丝带上晃来晃去的单片眼镜，礼服背心上的珊瑚纽扣，在汽车流行已久之后依旧乘坐的私人双轮马车——这一切支撑着他穿过了真假难辨的传说；当他终于以八十五岁高龄赢得德比赛马时，全场欢声如雷，前所未有。只有他的妻子怀疑这些个性是他刻意经营的。她性格中原本没有半点儿愤世嫉俗，但在和亨利·霍兰生活了七十年后，她学会了给自己披上一层愤世嫉俗的外衣。“亲爱的老人家啊！”火车上的城里人感慨，“哎，他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