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赖尔令我大开眼界。我此前不知道他不仅是个喜剧演员,还是位艺术家和革命家。他抛弃笑话的梗,证明了单口喜剧可以是任何东西,这正是天才们所做的事:他们炸毁自己所选择行业的陈规旧律,向你展示一首歌、一首诗或一件雕塑是如何不拘一格,可以用任何形式来表现。
在我的抑郁症终于好转后,我开始痴迷于把普赖尔的音频和影像表演转录成文字。我意识到,纸面上的普赖尔算不上好笑。没有了表演时的欢闹,他的话语十分生硬,仿佛他幽默的溶剂已经挥发,只剩下愤怒的盐粒。造成这种效果的部分原因是他不停地使用脏话,比如众所周知的,他频繁使用“黑鬼”字眼,每句话里都有它。在纸面上,他的独白是赤裸而清醒的,比如在一份尖锐的忏悔中,他认为天真是黑人无法体验的特权:“在8岁之前,我一直是个孩子。然后我就成了一个黑鬼。”
正如评论家所指出的,普赖尔的才华不仅在于他巧妙的措辞,而且在于他如何表现他的独白。他是一个整体,在引导别人和挖掘各种各样的人类情感上有着耀眼的天赋。我最迷恋的是他的脸。如果说普赖尔的话令人刺痛,那他的脸则揭示了他自己的伤痛。他讲了一个故事,他那只到处发情的猴子死了,他在后院里悲痛欲绝,这时,邻居的德国牧羊犬跳过栅栏来安慰他。注意,普赖尔在模仿一只狗,但他通过那双痛不欲生的眼睛唤起了人类的所有苦痛。
像大多数作家和艺术家一样,理查德·普赖尔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试图成为别人。他想成为比尔·科斯比[3],上《埃德·沙利文秀》[4]这样的节目,讲迎合白人观众的干净健康的笑话。他觉得自己像个骗子。普赖尔受邀去拉斯维加斯,在著名的阿拉丁酒店表演。他走上台,站在聚光灯下,凝视着台下满座的白人明星观众,迪安·马丁(Dean Martin)什么的,他顿悟了:他的阿姆,也就是奶奶,在这里是不会受欢迎的。普赖尔是由他的奶奶玛丽·卡特(Marie Carter)养大的。她是位令人生畏的老鸨,在他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县掌管三家妓院。他的母亲格特鲁德·托马斯(Gertrude Thomas)曾是奶奶手下的一名性工作者,后来她把普赖尔留下,交给奶奶照顾。在他的单口喜剧里,普赖尔坦率地谈论他在妓院里孤独的童年:“我记得我们街区附近会发生性交易,我就是那样遇到白人的。他们会过来说:‘嘿,你妈在家吗?我想要个口活。’”。

年少的时候,我和我的文具有着一种特别的,几乎是色情的关系。我收集文具用品的方式就像其他孩子收集娃娃或手办一样。“真的,我必须买一支铅笔。”弗吉尼亚·伍尔夫毫无征兆地说道,然后冲出门,在寒冷的伦敦街道上开始她的游历。我应该能体会她的迫切感。我对铅笔也同样充满热情,只要它是一支纤细的淡紫色自动铅笔,末端用一条精致的银链扣着凯蒂猫的小挂件。还有橡皮擦,散发着覆盆子或者香草的气味,做成浅色胖乎乎的斜眼三丽鸥[1]小动物。我非常喜欢我的橡皮擦,以至于我不得不克制自己咬掉它们的头的冲动。一开始我很小心,用它们圆圆的脚在我的笔记本上轻轻地擦。但一旦橡皮擦被石墨弄脏,我就无情地擦掉我的错误,直到只剩下一小块灰蒙蒙的脸挂着一个悲伤眼睛的符号。
不知怎的,我在教会营成了被针对的目标,同龄的韩国女孩把我赶出她们的房间,占了所有床位,即使空着也说有人,所以我被迫和更年幼的女孩一起睡在隔壁房间。一天清晨,我被心爱的文具出卖了。我打开没有锁上的凯蒂猫日记本,看到有人在第一页用整齐的连笔——一定是活动铅笔——写下了:凯茜,回家吧。
我认识的韩国女孩喜怒无常,相比之下,西尔维娅·普拉斯[2]看起来也像公共事务电视频道一样无聊。一些人来自洛杉矶的韩国城,穿着冒牌的橘滋[3],像墨西哥坏女孩[4]一样化妆,说着新移民、黑帮和山区女孩的地方性克里奥尔口音。“贱人,看什么看?你是拉拉[5]吗?”一个叫格雷丝的女孩发现我盯着她用黑色唇笔勾勒出的白色幽灵般的双唇时问道。后来,我试着在字典里查“拉拉”而没有找到,于是松了口气。
我是在英语不好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我的英语很差。我出生于洛杉矶,但是一直到令人尴尬的6岁甚至可能是7岁,我的英语才变得流利。在学校上学就像搬到了另一个国家。在那之前我的周围都是韩国人。教堂里、韩国城的朋友和家人间听到的英语总是短促、带刺、支离破碎:主语和宾语名词在奇怪的结合中连在一起,动词永远和主语不一致,定冠词无处可寻。青少年通过插入韩语和永恒的“操”来发泄:“操他!欧巴是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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