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考察的这六位思想家,都是法国大革命前后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探讨的问题属于政治哲学中长久以来的问题,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政治哲学才是道德的分支,同时也是道德哲学的分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都是过于笼统的主题,在此我不想分析它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略带夸张和简单化,把这些问题只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足够了:“为什么某一个体应该服从其他个体?为什么每一位个体都要服从其他个体或个体构成的群体和整体?”当然还存在大量的其他问题,例如,“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服从?”以及“他们什么时候不再服从?”,还有其他与服从无关的问题,诸如国家、社会、个体、法律的意义问题。但是,为了达到政治哲学的目的——它的目的与描述性的政治理论或社会学的目的正相反,在我看来,核心问题恰恰是“为什么任何人都要服从其他人?”
我所关注的这六位思想家——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都处理过这些问题。他们生活的时代相距不远。爱尔维修死于1771年,黑格尔死于1831年;这不过是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这六位思想家还有某些共同的特性,因此,探讨他们不失为一件趣事。首先,他们都出生于我们所在的这个时期的所谓黎明阶段。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描述这一时期——它经常被称为自由民主制时期或中产阶级上升时期。不管怎么说,他们诞生于一个时期的起点,而我们或许正生活在它的终点。但是,无论这一时期是否正在消逝,就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显而易见,他们是最早的一批在言语方式上与我们直接相似的思想家。毫无疑问,他们之前固然有伟大的思想家,那些人可能比他们更有原创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圣奥古斯丁、但丁和马基雅维里、格劳修斯和胡克、霍布斯和洛克。与我要探讨的这些思想家的思想相比,他们阐述的思想在某些方面更深刻、更有创见、更大胆以及更有影响。可历史却把他们与我们隔断,我们无法轻而易举或驾轻就熟地阅读他们的著作,我们无法直接领悟他们的著作。我们无疑能够看出,我们的思想源于这些早期思想家,可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不是一回事儿,而我更愿意认为,这六位思想家使用的语言还是直接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爱尔维修谴责无知、残酷、不公正和蒙昧主义;卢梭义愤填膺地痛斥艺术和科学以及知识分子,替(或自以为在替)简朴的人类灵魂张目;黑格尔和费希特赞美组织有序的庞大整体,也就是他们所从属的国家组织,而且还谈到奉献、使命和民族义务,以及在执行共同的任务当中与他人认同所获得的快乐;圣西门谈到,生产者将来会生活在消除一切争执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工人和资本家都团结在某一合理的制度之下,我们所有的经济顽症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苦难,将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最后,迈斯特将生活描述为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不断的斗争,让人不寒而栗,在这个浸透鲜血的战场上,弱小、无力和邪恶的人类彼此厮杀不停,除非动用最严格和最有力的禁律才能震慑住,人只是偶尔才能超越自身,应对自我奉献或自我牺牲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当这六位思想家阐述这些思想的时候,针对的是我们和我们所在的时代。这是上述思想家另一个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尽管他们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与他们看似相关的那种形势,他们好像已经心知肚明,而且运用了不同寻常的见解加以描述,那种形势通常既是19世纪的特色,又是20世纪的特色。他们以惊人的远见和技巧加以分析的,似乎正是我们所在的时代。这也是他们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当我说他们具有这些令人称奇的预言本领的时候,我倒愿意说他们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预言家。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读大哲学家的理论(不是读数学家或逻辑学家著作,他们处理的是符号,而非经验事实或人类特征),需要着重考虑的是,他们都拥有某种核心的生活观,拥有生活为何物,以及应当如何生活的观念;并在阐发自己的体系时透露出灵巧、微妙和明晰,偶尔还体现出深刻,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体系,在人类重要哲学家的著作里出现的所有的伟大思想机器,通常只是内在堡垒的外围工事——对抗袭击的武器,对反对意见的反对、对驳斥的驳斥,试图预先阻止和反击针对他们的观点和理论的批评——实际和可能的批评;除非我们穿过这一层由防御性武器构成的火力网,深入那个核心的、和谐一致的内部观念,否则,我们便无从了解他们究竟想说什么。那种核心的观念通常不是精致和复杂的,而是简单、和谐的,而且容易被视为一个整体。

在许多同时代人看来,约瑟夫·德·迈斯特是一位非常可怕的人物,他之所以令人生畏,是由于他作品的缘故,倒不是因为他本人如何可怕。实际上,他的同时代人遇见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因为在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光里,他一直为撒丁国王效力,持节俄国,出入圣彼得堡的宫廷。他之所以让人们畏惧,乃是因为,他想用暴力、不妥协和极端坚定和暴虐的教条作派去打倒他不认可的学说。
爱弥尔·法盖很公正地表述了通常人们对迈斯特的看法,法盖也许是19世纪法国对迈斯特最精确和最无偏见的批评家。他称迈斯特为“一位凶猛的绝对主义者、狂暴的神权政治家、毫不妥协的正统主义者,他鼓吹由教皇、国王和刽子手组成的一个丑恶的三位一体,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都要捍卫最强硬的、最狭隘的和最僵化的教条主义,他是中世纪造就的一位邪恶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博学的神学家的成分,又有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成分,还有刽子手的成分”。此外,“他的基督教是恐怖的、消极服从的宗教,是国家的宗教”;他的信仰不过是“略微装饰的异教思想”;他是“梵蒂冈的近卫军”。一位崇拜者——受德国浪漫派影响的新教徒,爱德加·基内 32 ——提到他的“恐怖基督教”时写道,迈斯特信仰“有刽子手帮忙的、毫不宽容的上帝;公安常务委员会的基督”;在我们这个时代,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也提及迈斯特的“屠宰场”。
这就是通常对他的描述,这类描述主要是圣伯夫的发明,在19世纪被其他各色各样的思想家一路保留下来。迈斯特总是被描述为一个狂热的君主主义者和一个比较狂热的教皇权威的支持者;此人骄傲、顽固、僵化,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严密推理能力,他能够从很教条的前提推导出极端的和令人不快的结论;此人才华横溢、怨气冲天,他是那个时代诞生的中世纪人物,他徒劳地试图阻挡历史的潮流;他是一位著名的畸形人物,让人望而生畏、心怀敌意、孤独而最终又令人可怜的人物;往好里说,他是一个悲剧性的、有教养的人物,他否定和反对自己不合时宜诞生其中的那个诡诈和庸俗的世界;往坏里说,他是一个顽固派,自欺欺人、死硬到底,他肆意咒骂非凡的新时代,对于新时代的好处,因为太固执而看不到,因为太麻木而感受不到。
他的著作既被认为妙趣横生,又被认为偏执古怪,但并不重要——封建主义在黑暗时代为抵制进步的步伐而作出的垂死挣扎。无论根据19世纪批评家采取的哪一种态度,他要么被描述为一项失败事业的勇敢的、但注定要失败的游侠,要么被描述成比较古老和比较残忍的那一代人遗留下来的一个愚蠢或可憎的货色。但是,无论反对他的那一派,还是赞成他的那一派,总是认定,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他的世界与当代事物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观点是维克多·雨果和拉梅内、圣伯夫和法盖、詹姆士·斯蒂芬和莫利、尤其是哈罗德·拉斯基共同的观点,拉斯基写过一篇论迈斯特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认为,迈斯特将作为一股失效的力量而被否定。
这种观点在19世纪还可以理解,在当今时代,似乎有些荒唐。原因是,虽然迈斯特说的可能是过去的语言,可内容却是当前反民主言论的实质;与他进步的同时代人相比,他真正是极端现代的,他的出生并没有落后于他的时代。如果说他的思想并没有立即产生影响,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土壤还不接受他的思想。他的学说,还有他的思想态度,需要再等上一个世纪才开始盛行——现在的确盛行起来了。
迈斯特的任务,在他本人看来,就是要摧毁18世纪建立的一切。让我解释一下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1753年,他出生于萨瓦的尚贝里,当时那里属于皮埃蒙特——撒丁王国。迈斯特终身都是该国的臣民。在18世纪,这个王国相对比较开明:它在废除封建制度方面比法国早好多年。同其他自由派贵族一样,迈斯特早年属于温和的改良派,既不特别反动,也不特别顽固。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他已经成年。他三十多岁,同其他经历过这场革命的人——如圣西门、席勒、黑格尔——一样,他也强烈反对这场革命。雅各宾派制造的恐怖景象让他终生难忘,这使他坚定不移地反对一切自由的、民主的、高尚不凡的东西,一切与知识分子、批评家、科学家有关的东西,一切与导致法国革命的力量相关的东西。谈到伏尔泰时,他简直要把对方当成他个人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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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epub: https://url67.ctfile.com/f/39783467-17569745576531-0d94a7?p=2022 (访问密码: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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