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电子书免费送|自我: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将熟悉变为陌生)
- 2026-07-11 12:39:50
当我第一次拜访齐格蒙特·鲍曼的时候，我震惊于这个人和他的作品之间的矛盾。鲍曼可以说是最有影响力的欧洲社会学家，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世道的愤怒，他辛辣的幽默感让我着迷。他的魅力让人卸下防备，他的生活之乐（joie de vivre）会传染。
1990年从利兹大学退休后，齐格蒙特·鲍曼以快得吓人的速度出了一本又一本书。这些书的主题包罗万象，从亲密关系到全球化，从电视真人秀到大屠杀，从消费主义到赛博空间。他被称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头目”“占领运动的领袖”和“后现代主义的先知”。他的读者遍及世界，他被认为是人文学领域真正罕见的学者。如今，人文学已经分裂为一个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这些山头界限分明，并受到各领域从业人员的谨慎维护。但鲍曼的好奇心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永不满足的他无视科系之分。他的思考没有把政治的和个人的分开。为什么我们失去了爱的能力？为什么我们发现做道德判断很难？他同样透彻地研究这些问题的社会的和个人的方面。
在我开始读他的书的时候，让我着迷的正是这种宏大的史诗般的世界观。哪怕你不同意齐格蒙特·鲍曼的某个论点，或者说，事实上，哪怕你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你也没法对他写的东西保持冷漠。在用心读过他的作品后，你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看待自己。齐格蒙特·鲍曼把自己的任务描述为将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将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他说，这也是社会学自身的任务。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London:Orion Books, 1992）, p.3.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他拥有整个人类视野，看到的是完整的人；他超越了自己具体的学科，进入了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和文学等领域。齐格蒙特·鲍曼并不是一个关注细节、数据分析和民意调查、数字、事实或预测的人。他用宽画笔在大画布上作画，提出主张，把新的主题引入讨论并引发争论。众所周知，以赛亚·伯林在希腊诗人阿尔基罗库斯的格言“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的基础上把思想家和作家分为两类。齐格蒙特·鲍曼既是刺猬又是狐狸。 他引入“流动的现代性”这个概念来描述我们当下的时代，这个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爱情、友谊、工作、休闲、家庭、社群、社会、宗教、政治和权力——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变化。他曾说，“我一生都在回收利用信息”。这听起来谦虚，但当你意识到要处理的材料的数量，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在一个充满恐惧和不安全感的时代，在许多人都被民粹主义提供的简单方案给蒙住的情况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社会和世界中的问题与矛盾进行批判的分析。这类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思考别的方案，即便这些方案都不容易实现。虽然所有的梦想都已经破灭，齐格蒙特·鲍曼却从未停止相信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可能性。他感兴趣的从来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被逐出家乡、剥夺权利的人，数量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不只是全球南方的有色人种中的穷人，也包括西方的劳动人口。今天，害怕“过去战后美好岁月里看似坚如磐石的基础正烟消云散”，是一个全球现象，中产阶级也不能幸免。在一种要求你接受既定的东西，要求你像莱布尼茨一样把这个世界理解为“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气候中，齐格蒙特·鲍曼为乌托邦时刻辩护。在他看来，乌托邦不是某幅未来空中城堡的蓝图，而是改良我们此时此地的生活境况的动力。
齐格蒙特·鲍曼把我迎进他在英国利兹的家，和我进行了四次关于他一生的工作的谈话。在他宅前迷人的花园里，椅子上长满了苔藓，过度生长的灌木盖住了桌子。幽静的花园恰与一条繁忙的街道毗邻，仿佛是要说明只有通过矛盾，事物才会变得完全清晰。九十高龄的齐格蒙特·鲍曼又高又瘦，一如既往地活泼敏锐。深思熟虑之时，他像指挥家一样做出各种各样的姿势；为了强调某个论点，他会用拳头敲打他的扶椅。在谈到死亡的前景时，他无比镇静。身为参加过“二战”的士兵、波兰犹太人和1968年波兰反犹清洗的受害者，他已经亲身经历过“流动的现代性”的暗面。后来他也成了研究这种现代性的理论家。
每次，咖啡桌上都摆满了牛角面包和松饼，各类小点心和水果挞，饼干和蟹肉慕斯，还有热饮和冷饮，果汁和波兰“康波特”（糖渍水果）。在和我分享他的思考时，我的东道主还不忘提醒我享用摆在我面前的所有美味。
乌托邦与历史 时间旅行：今天的“彼岸”在哪里
哈夫纳：今天有无数的反乌托邦，却几乎没有乌托邦。前者描绘地狱图景，后者则追求尘世天堂。大多数乌托邦计划仍是纸上谈兵，但您本人信仰的共产主义对世界产生了空前的影响。
鲍曼：我在英国的学术生涯中出版的头几部著作中的一本里提过：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成就在于，揭露现状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弊病并激发补救行动。没有这样的未来信念，这些弊病就会不受控制地发展、增殖，而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生活质量，也注定会沦为那种发展趋势的第一个，也许是最令人惋惜的连带受害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柏林墙倒塌后西方社会的故事回顾性地证实了这种古老的信念。）那个信息又引出了另一个信念：宣告任何形式的现状是“实现了的理念”这种做法，对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主要——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作用来说，可能是一记丧钟。更长期来看，这样的宣告将不可避免地使这种信念失去那个作用。对当前关于民主的思考来说也一样，因为纯粹的民主也是一个乌托邦，一种尚未建立的理想状况。
哈夫纳：抛开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不谈，在某种意义上，这么说也对：关于社会改革的意识形态也已经过时了。
鲍曼：的确，但现在离意识形态的终结比以往更远了。现代性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切都可以通过运用人的能力变得完美。但今天政治的口头禅是：别无选择。西方的掌权者就是这样告诉人民的：一切关于社会秩序的思考都是在浪费时间。根据新的私有化意识形态，这样的思考对美好生活没有任何贡献。干更多的活，赚更多的钱，但别去思考社会，也不要为共同体做任何事——人们就是这样被告知的。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曾宣称，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个体的男人、女人和家庭。
哈夫纳：对年轻一代来说，别无选择的想法似乎是自然的。
鲍曼：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他们更喜欢思考怎样在这个无序的、不可预测的、让人不舒服的世界中，为自己，为家庭，为他们的亲人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这不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文化、多中心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长期规划是没有用的，因为一切都变得如此之快。我们没有能为我们指引方向的“北极星”。良好社会的理念也不再在公共讨论中出现。我们最多只能想到一个不比当前社会糟糕的社会。像唐纳德·特朗普、欧尔班·维克托和玛丽娜·勒庞那样把自己包装为“强大领袖”的政客也不给人民提供选择了。他们声称自己就是另一种人格化的“选择”。
哈夫纳：您用猎场看守人、园丁和猎人的隐喻来描述乌托邦思想的历史发展。前现代对世界的态度是猎场看守人的态度，现代则是园丁的态度。如今，在后现代，猎人的态度成为主流。这种乌托邦式思维方式和先前的现代态度有什么不同？
鲍曼：人们考虑的不再是保持和维护。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想要创造美丽的花园。今天，人们只关心装满自己的狩猎包，不在乎猎场的剩余供应。社会历史学家把这个转变称为“个体化”，政客将它包装为“去管制”。和以前的乌托邦不一样，猎人的乌托邦不会给生活注入任何真实的或虚假的意义。它只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把关于生活意义的问题赶出人们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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