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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7-11 11:20:26
宛，今河南南阳市附近。
汉更始元年九月（公元23年10月）上旬，几名使者从长安城飞奔而出，向南阳郡的首府宛 进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将一份重要证物送到驻跸在宛的皇帝手中。
一路上，这个证物就静静躺在匣子里。一颗被斩下没几日的头颅，很快抵达宛城，与皇帝打了一个照面。
这是两个皇帝开战以来的第一次见面。活着的，是被后世称为更始皇帝的刘玄，头颅则曾经属于刚刚灭亡的新朝皇帝王莽。
刘玄喜不自禁，亲眼见到头颅，就意味着在这场推翻新朝的血腥“革命”中，他取得了胜利。不过，长安虽然已经被攻占，仍有洛阳等许多城池、据点在为王莽坚守。这颗头颅势必要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像当年项羽死后，他的封地鲁国不向汉国投降，刘邦把项羽的头拿到城下，鲁国这才投降。刘玄下令，将头颅悬挂到宛城的市场上。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集注：《汉书·王莽传下》，中华书局，1962，第4192页：“传莽首诣更始，悬宛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当时，市场是城市的“公共空间”，贩夫贩妇，人来人往，特别热闹。所以处死犯人或悬挂罪人首级，往往选在市场。宛城又是天下数得上的通都大邑，王莽的头颅一挂，立刻引来围观。人们对头颅又踢又打，甚至有好事者掰开头颅的嘴巴，割下舌头吃掉 。王莽确实死了的消息不胫而走，对王莽之死半信半疑的人终于相信新朝彻底灭亡了，很多为王莽固守城池的守将闻讯投降。
洛阳也投降了。
刘玄决定把宫廷搬到位置更重要的洛阳去。他召来麾下的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命令他代理司隶校尉，先去洛阳打前站，修治战争期间损坏的宫室，更重要的是搭建起朝廷在洛阳的行政机制。刘秀这份工作干得又快又好，仅仅到下个月，也就是十月，刘玄就带着宫廷人马进驻了洛阳。
王莽的头颅，应该也在刘玄的行李中，被一同带了过去。
当月，刘玄前期派去长安的几位将军，因为没能稳定住长安以及周边局势，迅速逃离，奔赴洛阳。他们给刘玄送来了王莽留下的皇帝车马仪仗，请求刘玄尽快到长安坐镇，稳定关中局面。但刘玄还不敢贸然离开，因为洛阳东面、北面，特别是河北一带，割据自立的势力多如牛毛，需要安排妥当才能去。
刘秀正渴望这样一个机会，经过一番运作，他被刘玄拜为代理大司马、持节，负责平定河北。看上去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还持节代表皇帝，事实上在当时的乱局中，此类头衔都是笼络人心的滥赏滥封。刘秀是一个光杆司令，但他依然喜之不尽，迅速北上了。
河北安排妥当后，刘玄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更始二年的二月，正式启程去长安。
王莽的头颅一种可能是留在了洛阳，另一种可能是继续跟随刘玄。毕竟刘玄去长安做皇帝是长远打算，将王莽的头丢在洛阳没什么意义，它理应被放置在帝国的首都，才能彰显更始帝中兴汉朝的伟业。
可惜的是，从刘玄入长安算起，还不到两年，他所缔造的更始汉朝就迅速溃败。他和进入关中的赤眉军开战，和背叛的手下开战，他任命的大臣和将军互相开战，再加上趁乱自立的其他势力，刘玄败退出长安城，最终向赤眉军投降。赤眉军在这期间也立了一个皇帝刘盆子，俨然有继承汉室之势。
王莽的头颅呢？如果它确实跟随刘玄到了长安，那么它的主人就换成了赤眉政权。
本书统一使用“后汉”，因为“前汉”“后汉”给人的时间感更直接。
汉首都的正式名称是“雒阳”，出于惯例，本书统一使用“洛阳”。
秀早就抛弃了刘玄，在得知刘玄败逃后的更始三年六月己未（25年8月5日）自立为皇帝，年号建武，后世称为东汉或后汉 。三个月后的建武元年九月辛卯（25年11月5日），替刘玄守卫洛阳的将军献城投降。不久，刘秀正式定都洛阳 。又过了两个多月，刘玄在长安被赤眉军所杀。
张俭的生卒年目前史料未见确切的日期，《后汉书》本传言其“建安初，征为卫尉……岁余卒于许下。年八十四”。友人方圆认为，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迎汉献帝迁都于许，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才有可能征张俭为卫尉，应是八月以后，由此后推“岁余”，大概是建安三年，可从。
从萤火虫燃烧焚毁的那夜算起，九年后的建安三年（198年） ，八十四岁的党人、“八及”之一张俭，在许都进入弥留之际。
大限来临之前，他会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呢？
他半生是在桓、灵二帝统治的四十多年里，见证了士大夫和梁冀、宦官的斗争逐渐升级，直至遭罹两次党锢之祸，最后以帝国烽火遍地、汉灵帝驾崩、外戚和宦官同时覆灭而告终。
士大夫似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暂时维持住了汉家的统治。用范晔的话说就是：
《后汉书·儒林列传》“论曰”，第2589—2590页。
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
特别强调在桓、灵之间，“中智”以下都知道汉家迟早崩溃，但因为儒家的影响而苟延残喘了许多年。
对此，秉持儒家伦理的士大夫厥功至伟。他们在前汉是相对纯粹的儒家信奉者，正逐渐进入官僚机构；在王莽的新朝普遍占据着官僚机构，成为原教旨的儒家改革者；到了后汉，才逐渐变成道德上标榜儒教，行动上出将入相，不排斥法家治术的士大夫。
秦汉帝国早期的“以吏为师”现象，也就转变为“士大夫政治”了。这是后汉包括党锢之祸在内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第一份遗产。
第二份遗产，则是张俭继而目睹了“秦制—儒教”政制崩坏的后果：
九年来，随着宦官覆灭，被士大夫“当枪使”的董卓凭借凉州军队反客为主，把持朝政。他起初也效仿何进，大量任用士大夫，为陈蕃、窦武平反，给人一种要实施士大夫政治的姿态。但士大夫要的是与皇帝而不是董卓共治天下，又格外歧视凉州人，因此不接受他。
寡于儒学素养的董卓，既难以在思想上和士大夫相通，又不在意礼教的束缚，带着数代凉州人积累的对中原的怨恨，把在汉羌战争中历练的手段施行于朝廷，动辄血腥杀戮。于是持续两年的董卓之乱起，废刘辩，立刘协，焚烧洛阳，迁都长安。引来袁绍等士大夫摇身一变为军阀，集聚关东，讨伐董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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