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个更贴近当代语境的表达来定义我与《团结报》的关系，我大概会说：它是我在统战领域里最稳定、最靠谱的“职场搭子”，不是浅层的信息获取，也不是阶段性的学习工具，而是一位真正陪我完成从“入门焦虑”到“专业自觉”的长期同行者。我从一名统战领域的“小白”到成为统战课骨干，全靠《团结报》“带路”。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学院教师，我深知“统战”二字分量之重。但在最初面对“新型政党制度”“大团结大联合”这些宏大命题时，却常常陷入一种困境：知道其然，却难以讲清其所以然；理解其概念，却难以表达其温度。

　　理论著作固然系统权威，但在具体教学与实践场景中，往往存在一种“远水难解近渴”的距离感。直到那一天，在学院图书馆的报刊架前，我第一次真正“遇见”《团结报》。它并不以生硬的理论压人，而是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宏大命题拆解为一个个鲜活案例、一段段真实叙事。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进入一个专业领域，不只是“读懂书”，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个能陪你“长跑”的引路人。

　　对我而言，《团结报》正是这样一个存在。它像一个24小时在线的“电子书斋”，在不经意间，帮我搭建起关于统战的认知坐标系。

　　我经历了从“阅读者”到“持笔人”的认知跃迁。最初的我，是带着明显“任务感”去阅读的，每天翻阅报纸，关注多党合作版面、海峡两岸版面和理论研讨版面，在文字中“潜水”，不断积累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认知。这一阶段，我更多是一个信息摄入者。但《团结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提供内容，更在无形中塑造表达与思维。

　　一次撰写统战理论短文的经历，成为我人生中的重要转折。为了核实一个关键细节，我系统翻阅了大量往期报纸。那些散落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物与事件，在版面上重新连接起来，呈现出一种内在逻辑：多党合作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生成、不断校正的结果。

　　当我第一次将稿件投出，并最终见报时，那种体验并不仅仅是“发表成功”的喜悦，更是一种身份认知的重构，我不再只是复述理论的“留声机”，而开始成为记录与阐释这一制度实践的“持笔人”。这种转变，实质上是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建构”的过程。它让我逐渐学会，如何在宏大叙事中找到切入点，如何用有温度的语言表达制度逻辑，又如何在纷繁信息中辨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底色”与“亮色”。

　　我在教学与实践中完成“双线成长”。回望这些年的发展，可以清晰看到两条交织推进的成长路径。一条是从青年教师到课堂骨干的职业线。三尺讲台，从来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认知重构的现场。在打磨“精品课”的过程中，《团结报》逐渐成为我最重要的案例资源库。无论是讲授多党合作制度优势，还是阐释新时代统战工作实践，我都能在其中找到具有现实张力的素材。

　　一次课程中，我引入一则关于基层协商实践的报道，通过具体场景还原制度运行逻辑。课后有学员反馈：“原来这些机制，是这样真实发生的。”那一刻，我更加坚定，好的课堂，不只是讲清理论，更要让学员“看见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积累中，我逐渐成长，并在教研岗位上与团队共同探索如何让统战理论更加“入脑入心”。

　　另一条是从统战干部到统战骨干的业务线。统战工作的本质，是做“人”的工作，是不断“求最大公约数、画最大同心圆”的过程。在调研、宣讲、会议组织等具体实践中，《团结报》始终提供着一种重要参照，既是政策表述的规范坐标，也是问题分析的方法来源。

　　在一次围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调研中，面对多元立场与复杂诉求，我一度难以整合观点。回看相关报道后，我找到了方法，以“同心圆结构”理解差异中的共识基础。最终形成的报告，也让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理论不是负担，而是解决问题的工具。

　　在这一过程中，“爱国、团结、民主、求实”的院训，也逐渐由理念转化为行动自觉，既要“在高处立”，更要“在实处做”。

　　回望来路，我的成长路径其实可以被概括为一个循环，从阅读到思考，从思考到表达，从表达到再反思。在这个循环中，《团结报》始终在场。它既是信息入口，也是思想坐标；既塑造表达方式，也参与认知建构。某种意义上，我的成长历程，本身就是与它同行的过程。这不仅是一种陪伴，更是一种持续发生的“双向奔赴”。它记录时代，我参与时代；它传播理念，我转化理念；它影响我，而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些理念走向更广阔的课堂与实践场域。

　　值此《团结报》创刊70周年之际，愿以最真诚的方式致意这位“老朋友”：祝《团结报》70载风华正茂，始终立于统战传播前沿，既有理论高度，也有表达温度，持续“圈粉”，持续点亮更多后来者。

　　新征程上，愿我们继续在思想与实践的交汇处并肩前行，共赴山海，共画更大同心圆。未来，仍请多多指教。